何应辉，1946年6月生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隶书专业委员会主任，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四川省诗书画院常务副院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及研究员，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创作委员会主任，四川省诗书画院名誉院长，四川省巴蜀画派促进会学术顾问，第一批巴蜀画派卓越成就代表人物，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大学、山东艺术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兼职教授。
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级和国际性重要展览并出版、发表或获奖，作品收录于《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大展》《中国书法五十年成就展》作品集等国家级专业机构所编的重要典籍。长期参与或主持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工作。著有个人作品集数种，作品为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家中文核心专业期刊发表，论文获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任《中国书法鉴赏大词典》编审及撰稿人（合作，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卷（获四川省第七届哲学科学优秀科研奖三等奖），主编《二十世纪四川书法名家研究丛书》（十三卷本）。
诗作载入《当代中华诗词选》，发表于《岷峨诗稿》。
何应辉是四川书法的领军人物，其作品气局宏大、内涵丰富、气息清旷、格致超拔。2004年，何应辉与沃兴华、石开、王镛倡导的“流行书法”，本意是根植传统，锐意创新，而不是倡导胡涂乱抹，肢解汉字，任意变形。何应辉始终是传统书法的守护者，没有坠入魔道。
何应辉在创作和欣赏中推崇四项审美标准：高、大、深、新。高，指格调、境界、品位高，相对于低俗、平庸而言；“大”，指气象雄浑，宏大和艺术含量丰富，相对于猥琐、怯弱、雕琢、偏狭、小器而言；“深”，指意蕴深厚，相对于贫乏、简单、浅露而言；“新”，指风格、技法的独创性、开拓性，是指鲜明而成功的个性，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超越。
何应辉苦研书艺，对历代名家以及民间书法均遗貌取神。在古法基础上，兼以篆书之古拙，融入魏碑之雄强，又适时展现童心稚趣。他以敦煌残纸为基调的小字行书，既具有碑的生拙与劲健，又具有帖的温润与畅达，统筹兼顾，强化了作品内在气息的自然流露，显得拙朴而不乏空灵，张扬又不失蕴藉。其大字行书在用笔上疾以取势，涩以蓄意，笔法中侧锋并用，墨色多变，形成了“润含春雨，燥裂秋风”的特殊风韵和直中求曲、曲中取态的点画意趣，形成了寓平正于险绝，大开大合、气势外溢的艺术效果。
宏博超新
——何应辉的书法艺术
文/周永健
我和何应辉相识相知几近三十年了，三十年中社会急剧的变革引发了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而何应辉却以罕见的定力坚持着自己的艺术信念、人生追求，自信而清醒，真诚复虔诚地在书道上勇猛精进，其真诚不伪、用志不分一如青年时期，这在喧嚣如商贾之市，巧饰似优孟之场的今世尤为可贵。
在当代，何应辉的艺术创作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成为颇具典型意义的艺术现象。寻绎、概括何应辉的艺术风格，“宏博超新”总揽其要，即气局宏大、内涵博富、气息清旷、格致超拔。而其所力主的“高、大、深、新”，则使“宏博超新”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有更清晰的目标和实践的内容。“高”相涉于人及艺术的品位、境界。“大”相涉于人的心量及艺术的涵容量。此二者对应“宏博”成为充实的具体内容。“深”相涉于人生修为以及艺术内涵、内质的深度，同时与“高”、“大”成为“宏博”的三维。“新”则反映了主体真源自在、戛戛独造的艺术能力。“新”不是“张果老倒骑毛驴”的新奇，他以新而弥高、新而弥大、新而弥深为前设条件，因之它仍应具备“清超”、“宏博”的艺术特征。
数十年中，何应辉畅游于优秀传统遗迹，所涉所临碑帖众多，其取法乎上，兼融化取，可贵在于以自身气质、审美理想为取法的依据，分别在碑帖两系上攻其枢纽求得津要，势如破竹地深入传统书艺的精神内质与形式内核。他在碑派书法中选择了气局宏大、形意宽博，奇逸古拙三个支点，铸成他以碑为质、为骨的创作特点。但何应辉重碑而轻帖，青年以还，他酬书谱冲米带尺犊上用力甚笃。帖派书法的精要，主要体现在二王一系的书风中，耐书谱、米带尺赎正在笔法形式和风骨、境界上传承二王精要，堪称正脉。何应辉在帖派书法中选此为突破口，以文济质，形成了自己以质为基、质文兼具的书风特征。
大字行书为何应辉书法风骨最彰者。他充分发挥长锋羊毫蓄墨多、柔韧富变的工具性能，在用笔上疾以取势、涩以蓄意，兼以融通书画的多种笔法形式不独尽笔之性，尽墨之用，形成“润含春雨，燥裂秋风”的特殊风韵，并在直中求曲，曲中取态的点画意趣上在寓平正于险绝、寓险绝于整肃的字法陈置上，化古出新，取得笔沉气厚、真力内守、大开大合、气势外溢的艺术效果。
他在小字行草创作上与大字行书的倚碑求质、雄强其骨相异，在这类创作中他惯用软硬适中的短锋兼毫，以风韵文雅、用笔质浑为基础，表现出以帖为趋、点画爽利、跳掷自在、巧拙互用、体貌苍秀、文质兼会的艺术特点。他多取手札形式，字法、笔法多变而又统一于总体风格，并善于化取二王一系帖学洒落自在的风神、风墙阵马的笔势，其间谢无量翩翩自得、了无挂碍而天机流泻的书风亦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何应辉于汉碑用力甚深，始重于《石门颂》，后基于对秦汉刻石深入系统的研究，广泛涉猎汉隶的多种类型并兼及篆书，故能取精用宏，发为己创。何应辉的隶书创作有承传汉隶正脉的可贵特征，主要体现在雄肆古穆、正大中直而又质朴自由上。其作节律丰富、气机绵密、疾涩互用、举重若轻，朴茂中天真故在，绵密中萧散自出。何应辉准确摄取汉碑雄厚质朴、丰茂古逸的整体精神，交汇时代审美，化融个人旨趣，其间不乏寓巧于拙、寓秀于雄的机敏和鲜活，这对矫正当代隶书创作中黑粗寡韵、巧饰少质的时弊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何应辉在书法的继承与创造上十分注重“当代立场”。分辨当代立场的构成因素，不外当代人文环境对艺者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艺者人生履历作用于己的独特体验及感悟，艺者在先天资质、后天学养作用下所形成的性格特征、气质特点，以及据此而有的主动的艺术取向、审美选择。故今之学传统者途同而得殊，今之为新者并世而貌异。何应辉所注重的“当代立场”主要体现在以当代为主体、化古为用上，反映于艺术的开拓、创造上，落实在时代赋予的责任担当上，显现在对个体生命活力的尊重上。所以他的书法创作以绝尘去俗、气格清刚为高，以雄健奇逸、吞吐自如为大，以笔沉气厚、涵养丰富为深，以入古离古、处今异今的风格独造为新。解析何应辉书法的当代性，化碑融帖、质文相兼、体貌独具固为特点之一，亦体现在使用工具的特点，驭笔方法的差别，用笔节奏的快慢，发力方式的变异，中锋、侧锋在运动中的巧妙置换等技术条件上，更反映在他兼容的心量、鲜活的性灵、丰富的蒙养上。综上所列，合主因助缘为一体，使其书艺在章法、字法特点上，在点画意态、线质内涵上，形成了何应辉所独具的当代特征。这特征冶雄厚苍莽与鲜活灵异于一炉，化巧拙机变于一体，在当代书坛产生了“但开风气”的积极影响。
何应辉已入耳顺之年，“人书俱老”当是艺术进取的更新阶段。所谓的“老”不仅落脚在功力深厚、气韵老成上，它更多地反映在人天无隔、人艺一体、自然恢宏、天机平淡的化境上。相信精进不懈、治学治艺从苛从严的何应辉，在今后的人生道路和艺术进取中，于此当有更快的推进和更大的收获。
延伸阅读：
何应辉：余皆浮云，做一个自由艺术家更合于我的本性
文 / 何应辉
长久以来，何应辉苦研书艺，力求研习化取历代各家精髓，对书法诸体和各家学派都只传其神不袭其貌。同时，他洞察当代社会背景，审视书法的时代审美特点及变化，坚持在古法基础上，兼以篆书之古拙，融入魏碑之雄强，又适时展现童心稚趣。
比如，他以敦煌残纸为基调的小字行书，既具有碑的生拙与劲健，又具有帖的温润与畅达，碑帖结合，统筹兼顾，强化了作品内在气息的自然流露，显得拙朴而不乏空灵，张扬又不失蕴藉，巧妙实现了传统书法的文人格调与当代书法的视觉构成的联袂。
一个人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与地域条件的滋养和制约，但更为直接的还是以下两点：一是个人的先天秉赋、后天修炼与社会经历的性质；二是学习的对象与特殊途径。
对我而言，首先是来自家庭的艺术浸染。我自幼在外祖母的督导下习字，强烈的兴趣和不竭的热情驱使我历经了数十年的艺途跋涉。这种家庭翰墨书香的熏陶濡染，使得我在学生时代气质性情文胜于质，书法学习的基础也是二王一系的文人楷、行书。
草书东坡题跋
进入青年时期，我经历了十年知青生涯。艰苦的山村耕读和时代给予我们这代人的人生磨难，以及西昌山区壮丽雄奇的自然风情（迥然不同于成都平原）深刻改变了我的气质，陶冶了我的性情，孕育了我的审美理想，对我的人生艺术追求的基调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其次是那段时期，我师从施孝长先生，对秦、汉、魏金石的研习。这对我向往刚毅、质朴、深沉厚重与宏博清超的审美取向，有着重要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那一时期以碑为主的艺术追求，正是出于一种内在需要，自然十分卑视帖学末流的姿媚、文弱、平庸。我在西昌曾有《临池》诗云：“洗心驱媚俗，渴骥振奇雄。夜雨潇潇冷，临池意正浓!”（刘君惠先生评为“气象沉雄”）。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间，我还有幸拜陈子庄先生为师。很有意思的是，第一次面谈，陈先生让我挥毫，但不写字，只在纸上纵横曲直自由画出各种墨线，由他所说的笔资来对我作出判断。
先生性情的机敏、真率，见识的广博、深刻与超然不群，对我的艺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那个年代，他的高论如暗夜明灯，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此外，还应一提的是，在十年耕读生涯中，我对中外文学特别是传统诗词的兴趣沉酣与刻苦研习。尽管当时书籍资料极难寻得，我还是读了不少名著，十分庆幸的是借得并全文手抄录存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著作，同时亦得刘君惠先生的指教。
对艺道学理的忘我追求及由此获得的真正纯粹的心灵陶冶，虽苦至乐，令我终生难忘并至今受益。拙诗曾云：
来觅屐痕归路长，此中风骨几多霜。
画沙颓指骄阳炽，抚卷惊心残月凉。
且抱江河润肝胆，但凭风雨铸词章。
一挥千楮十年去，还识西昌是故乡。
一九八五年重回西昌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深刻与文化修养的深化，观照书法传统视野的扩展，对于书法本体理性思考的深入，同时也随着生活条件、环境的改善，在精神修养上我渐以质为本、质而文为旨归，亦即质与文、朴与华的统一。
其间，对儒、道文化精神的参悟与吸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此，我既以碑书雄强苍浑的力量气势为本，同时也激赏帖书自然、潇洒、俊畅的意韵之美。在实践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我一方面把精力集中在《石门颂》为代表的汉代摩崖，同时在帖学方面着力于孙过庭、米芾等二王一系的行草书。
草书世说新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曾重点关注过北魏碑刻，尤其是摩崖与墓志。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则是秦汉魏碑刻与二王一系帖学两头并进，力求在创作中综合融汇。这么多年来，从古代到现代，从经典到民间，摩挲浸染过的前人书迹应该说已不算少，但从对传统学习研究的方法来看，我还是重在概括、抽取书法本体的内在规律，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运用、变化、发展。我不主张“偏食”，也不重在技法形式和风格样态上直接去跟定哪一家哪一派。
孙过庭言“偏工易就，尽善难求”。我主张在坚守当代立场、内在需要立场的前提下化取、运用传统时力克其难，力求艺术涵量的富与大。我认为，学愈通脱，愈不必分碑分帖，关键是在博涉多方、碑帖兼取、质文并重的基础上，锤炼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写出自己的性灵、自己的精神来！而且作为真正的创作，同一作者在不同的时境、心境中，作品自然应有不同的风情变化。
这一时期以来，在不断丰富修养、深入传统和审视当代的双重语境中，我正是沿着这样的理路，向着理想之境探进。期间，最重要的体会是对于道的自觉。有此，方能独立而善行，不为成见所囿，不为物议所惑，冷暖自知，不断检点、修正自己，难中求进。
“高、大、深、新”是我自己在创作和欣赏中推崇的审美标准，也就是理想之境吧。前三字来自清代刘熙载《诗概》中的诗论，过去刘君惠先生与我论艺亦多次提及，我以为用于书法审美至为恰切。
“高”，指格调、境界、品位高，相对于低俗、平庸而言。刘熙载云：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之谓高。“大”指气象雄浑、宏大和艺术涵量博富，相对于猥琐、怯弱、雕琢、偏狭、小器而言。刘熙载云：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之谓大；“深”指意韵深厚，相对于贫乏、简单、浅露而言。刘熙载云：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之谓深；“新”是我加的，指风格、技法的独创性、开拓性，亦即鲜明而成功的个性，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超越。我想，四者兼备即是最优秀的作品。
前三者是艺术质量的基本保证，也是“新”的前提。执此四者，何苦在意于什么流派之争！刘熙载的“高、大、深”，我以为是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审美理想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基本特性，很值得研究思考。
如何能达于“高、大、深、新”呢？对于今天的书法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针对当今的创作，不能不辨的是：“新”，作为一种成功的个性，既然是以前述艺术质量为前提，即必非皮相样态的刻意造异，而是自然生长于书法历史基础之上并寓时代精神于其中的。而“大”，亦绝不等于作品体量的巨大。
中国书法的优秀传统博大精深，代有杰创，而且从古至今是一个环环相扣且并未中断的连贯发展的历史过程。史上精品无不渊源有自、风格特立、格调高雅、内涵丰富、技巧高超，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典范例证，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事实上仍是当下学习与创作中须高度重视并亟待很好解决的问题。此中的关键，是研究、发掘、借鉴、活用古代优秀传统时应持的科学态度与当代立场，以及预流而不逐流，清醒地判断今人是非，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
当然，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与形式语言特征，但人文精神内涵与形式技法本是不可割裂的统一体，现代空间形式追求不应当成为精神内涵苍白、文化品位低下的借口，而形式技法的锤炼与通变也绝非很多人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孙过庭所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早已道出书法艺术天人合一、技道一体，“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的本质特征。
当代书法创作在注重笔墨与空间形式现代感的同时，还肩负着传承历史、书写时代的使命，而如何使书法这一传统民族艺术形式真正成为反映今人高尚人文精神的物态载体，从而成功实现民族性、时代性、个性的高度统一，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浮夸和功利主义的横行是亟待克服的时弊。
过去的二十多年，因所任职务故，耗去时间不少，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想，还是做一个自由艺术家更合于我的本性。所幸从今年开始我终得步步解脱，所以甚为快意！翰墨不觉老已至，试回首，唯身心健康、艺术质量、人间真情三者可堪珍贵，余皆浮云！艺无止境真非虚言。
书法作品欣赏
